1962年5月19日，玛丽莲·梦露脱掉白色貂皮大衣的那一刻，全场以为看到了一具被星光浇筑的躯体。
主要信源：（中国新闻网——性感梦露险成黑手党棋子 曾被策划色诱肯尼迪）
葬礼上，她穿着一件没人见过的绿色紧身衣躺在那儿。
金色的头发，因为某些必要的手续被剪短了，殡仪师费了很大功夫才用妆容和假发，勉强拼凑出人们记忆中那张脸的轮廓。
那是1962年8月8日，来送玛丽莲·梦露最后一程的人不多，气氛安静得有些异样，完全不像在告别一位全世界都认识的偶像。
这个充满违和感的终点，似乎早就写在了故事的开始。
三十六年前，在洛杉矶一家普通医院里，一个叫诺玛·珍的小女孩出生。
她的童年没有闪烁的灯光，只有不断更换的门牌号。
父亲像个模糊的影子，母亲格拉迪丝精神状态时好时坏，常常突然消失又出现。
小诺玛像个包裹，在不同的孤儿院和寄养家庭之间被传递。
有时她刚记住新“家”的规矩，就被告知要收拾行李去下一个地方。
在一些家庭里，她不仅要擦地板、照看更小的孩子，还得学会躲闪某些不怀好意的目光。
那些夜晚，她常常抱着破旧的娃娃，听着陌生的呼吸声，在黑暗里睁着眼睛。
安全感和归属感，是她人生最初缺失的拼图。
为了不再漂泊，刚满十六岁，当寄养家庭又要搬走时，她抓住了第一根救命稻草，结婚。
丈夫詹姆斯是个在飞机厂工作的老实人，但这段婚姻更像一个避风港，而非爱情故事。
婚后不久丈夫就应征入伍，她再次独自面对空荡荡的房间。
命运的转折点发生在一家喧闹的军工厂里。
流水线上满是金属碰撞声，空气里弥漫着机油味。
当时她在检验降落伞，手指抚过丝绸面料，检查每一处针脚。
一位来拍摄宣传照的摄影师，镜头偶然对准了这个笑容明亮的红发女孩。
后来他在暗房里冲洗照片时惊讶地发现，这个女工在黑白胶片上竟有种天然的镜头感。
就是这一个瞬间，改变了一切。
她开始兼职做模特，照片登上了杂志封面。
电影公司的人看到了她，但他们想要的不是诺玛·珍。
他们需要一个产品，一个符号。
于是，红发被药水一遍遍漂染成耀眼的白金色，发质变得像干草；牙齿被调整得更加整齐；连走路姿势都被重新训练。
他们要她走出那种独特的、慵懒又性感的步伐。
名字也被更换，玛丽莲·梦露，就此诞生。
第一次在合约上签下这个名字时，她盯着看了很久，仿佛在跟过去的自己告别。
整个五十年代，梦露这个名字就是性感和天真的代名词。
她在《七年之痒》里捂着被风吹起的白裙，那个镜头成了不朽的经典。
好莱坞的造星机器无比成功，将她打磨得光彩夺目。
聚光灯照不到的另一面，裂痕正在蔓延。
制片厂和公众只爱银幕上的金发宝贝，没人愿意了解，私下的梦露会埋头阅读乔伊斯的著作，渴望着演些有深度的角色。
她的两段婚姻也相继触礁，与棒球明星迪马吉奥的生活理念格格不入，与剧作家米勒的结合则在才华碰撞和屡次流产的打击下破碎。
她极度渴望拥有自己的孩子，却始终未能如愿。
失眠和焦虑如影随形。
她开始依赖药片，靠安眠药入睡，再用兴奋剂打起精神应对工作。
与此同时，她的生活与复杂的政治圈产生了危险的交集。
1962年春天，她在总统的生日宴会上，身穿那件镶满亮片、近乎透明的礼服，唱了一曲引发无数遐想的“生日快乐，总统先生”。
从此，关于她与肯尼迪兄弟的流言，将她拖入了远比电影情节更危险的漩涡。
1962年8月5日凌晨，她在洛杉矶家中孤独地死去，床边散落着药瓶。
官方很快以“可能自杀”结案，但疑点太多，电话记录蹊跷，访客行踪成谜。
于是，各种“她因知道太多而被灭口”的阴谋论甚嚣尘上，与她死亡的真相一起，成了永远解不开的谜团。
从出身卑微的诺玛·珍，到被制造的巨星梦露，再到疑云笼罩的死亡，她的一生仿佛一场被层层包裹的戏剧。
人们热爱那个被打造出的完美幻梦，而幻梦之下那个真实、脆弱、渴望被认真看见的灵魂，却始终无人真正聆听。
最终，那件陌生的绿色寿衣，成了她对这个角色最沉默的告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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